毕业40年回眸丨郭汾阳：忧郁的走读青年，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郭汾阳，1956年生人，1978年从工厂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相继在山西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局，浙江大学任职和任教，现已退休。

原题

在四十年的

时间延长线上

作者：郭汾阳

手机上传来一条征文的信息——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级毕业四十年回忆。“四十年”？本能地惊出一身冷汗——可不是么，四十年（1982—2022），差几一个人的一生（抑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呵。

惶惑、不安、犹疑。已经停摆很久的笔，似乎再也流不出汁墨来。过些日子，架不住老班长丁东和世满的劝催，也抵挡不住那股曾经同班友情的热诚和召唤，遂重新打开电脑，随着鼠标的移动，四十年前以及四十四年前的回忆，一幕幕浮现出来。

关于回顾，无非要说师长、同窗，以及自己，或许连带校园生活等等，当然，它们的背景和叙述都是在折射出一个时代，而透过那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留下的这些印痕，是可以归入“中国故事”的了，想来这也是倡导并且早早就揭橥“口述史学”的丁东兄所期待以及热烈发起的一个原因吧。（顺带特意感谢世满和全体筹备组的同窗，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么先说师长。做为山大子弟（并不纨绔呵），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幢楼里的邻居，赫然历史系几位年高德劭的教授——常绍温、阎宗临、陈超、郝树侯、郭吾真，是看我渐大的。罗元贞、刘书礼、任茂棠、李裕民等等，也是相熟的。郭杰，更是本家的叔叔。不过，“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自己终于没有师承，不似世满兄，是“程门立雪”，在学派上是有归属感的。山大历史系向来以近代史见长，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自己的专业方向与之有关。记得我们那本近代史的教材，是与南开（？）合编的，当时无疑是领先的。然而，彼时是从“批孔”向“真理标准问题”的过渡时期，所谓学术，以及学术自由，尚显奢侈（当年让人惊听回视的校友林春、李银河在《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今日读来，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了），如是，师长的影子也就一晃而过，罪过罪过！

再说同窗，由于自己是“走读生”（可入《共和国辞典》），不住宿舍，和同学的交往就有限，况且那些年里自己仍是忧郁的青年（歌德、黑塞笔下的青年，庶几所谓“惨绿少年”——不要查词典，这是多义词，不要误读），或者说自己仍然在“文革”的时间延长线上，孤冷、腼腆，不爱交友，也就与众多同学枉过了四年大好时光。有之，也局促于“省城帮”（记得帮主是张敏，但他是晋北人）之间，彼此混骂谈笑，挨过了那些青葱岁月。四十年后，蓦然得见通讯录里同窗中先走了一步的几位，真是感喟不已。时光如潮，还有一个“四十年”吗？“四十年后再相会”？（忽然想起：当年从家里出发，穿过操场，去主楼上课，途中学校的喇叭总是在播放李谷一等的歌曲，“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不禁泪目。）

最后，至于说自己，从何说起？甚至，“我是谁”？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级，多少人？想来人人不易。立业、成家，乃至安身立命，相似又绝不相同。“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四十年后，我们终于躺平了，除了我们香港的“班花”段小玲仍然在打拼上班，其他，颐养天年，其乐也融融。可是，时代呢？蓦然回首，四十年前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有多少差异？读了历史系而有了历史感的人，四十年后，会做怎样的感想和思索？

我们一班人，名义是1977级，实是1978年入校，又于四年后的1982年毕业迄今，整整四十年。记得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一年是纪念入校三十年（惭愧，几个“十年”，我都没有参加回校的活动），也是纪念高考恢复三十年，一家刊物发起纪念征文，我写了一篇，记得时在2008年岁初，题目是《我的1978》，惜未入选（徐方的大作入选，有本集子。换言之，群里流传的她那篇佳作是旧作，她应该写个新的才行）。时隔又十年，当年文章中流露出的某些心境，今日依然相合，只是这样矫情的文章，现在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了。

以下是那篇文章，其实，以之向丁东和世满交作业，聊以塞责，想来也是可以的吧。

我的1978

一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记得么，这是曾经天天滚动在耳边，以至于烂熟的谷建芬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曲子中的句子。那么，岂止是二十年，已经是三十年了呀，偶然翻开一本怀旧的书，没有想到第一页就是印有这首当年流行歌曲的歌词，蓦地，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也就是自己刚刚考上大学的时候吧，那仿佛还是昨日的事情，但毕竟已经遥远了，遥远了，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已经过去，比如爱情，比如事业，甚至前尘往事，许多也已经渺不可寻了。

三十年后，不时有同学或友人来访，谈起母校的校庆，谈起当年的往事，当然，也会谈起三十年间所发生的天地翻覆——那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大变革，或者说是领袖们所曾提到的“更深刻的革命”，从宏大叙事的国家和社会的迁变，乃至于我们“小我”的跌爬滚打，终于，在有了数十年的历炼之后，当年班里的同学相聚，除了嘘问仕途发达、恭喜发财，职称和家庭等等之外，又不免唏嘘于几位业已逝去的同窗——生活的坎坷，命运的不测，他们有的是一毕业就轻掷了生命的，而岁月倥偬，吾辈的发际早已染上了霜色，肉体和心灵的疾病也逐渐爬上了日渐老衰的躯壳。

回想当年我们曾浪掷轻言，调笑过同班“老大哥”的“老三届”，而今，差几相似，“却道天凉好个秋”，吾侪所谓“准愤青”“新三届”“2.5代”之人（也即1977、1978两级的大学生），也已是不再风流的一代，并且早已输给后几轮的隔代人——他们是“全球化”“信息化”“小康化”“市场化”的新人，在他们的眼中，吾辈真是老朽矣。

据说原来计算代际的时间是十年，而现在，只不过三二年而已了。无疑，高度信息化和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大大缩减了代际的相隔，不过，每一代际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也都有它被给定的历史使命，如吾辈当年的担当，或者说是那如今还残存的一息、一脉理想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承传（曾记否？我们热读和热论过的那些中西经典名著，以及《新阶级》和萨特，“西马”和潘晓，对越作战和《卡桑德拉大桥》），恐怕就是今代的后生们所陌生的了。于是，当人们说“新三届”是如今社会的中坚力量之时，当我们承受着来自社会或家庭的重负时，当我们在太阳余晖的背景下从人生的巅峰开始下山时，你是否还能依稀想起当年那曾被绍兴周氏兄弟所深喜的蔼理斯的句子：

“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火炬递在后人手中，我们自己就隐没在黑暗里去……”

二

我们从哪里来？到何处去？

我们曾经经历过黑暗和光明么？

我们是生活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呵。

我们的三十年是可以回溯到二十世纪的，它又是连接到新的二十一世纪的。

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人类的历史上再也没有比二十世纪更惊心动魄的了——两次世界大战、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它的凯歌行进和跌入低谷）、科学技术的深入堂奥、人类生活的彻底改观，等等。至于中国，那是从帝制被颠覆到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的整个时代，这期间的风雨如晦、呐喊与抗争、血泪交融，一切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现实生活的背景里，在我们的记忆中，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骨血里不肯离去，套用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描述上上个世纪的话，却是历史惊人的相似：

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

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最愚蠢的世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

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

（《双城记》）

不是吗？只要你想想这二十世纪。甚至，回忆一下这三十年。那是过渡性的岁月，体制与反体制、新与旧、传统和创新、积袭与新潮……，一轮接着一轮搏杀、较量，希望和失望、失望和希望，交错着磨砺着我们的心胸和灵魂。

这正是一部近代史的重演呵！它不由让我们惊听回视于周氏兄弟的话：中国的历史，往往是循环着发展的。因为，我们对历史并没有多少了解，更谈不到洞察，历史在我们心底往往是粗线条和脸谱式的、扭曲的、教条化的，真正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却是一直陌生的。许多年后，我们才懂得，历史上的三十年和若干个三十年之前，当中国真正进入全球化的世界史中的时候（不再是狭义的中国史，也不再是中国本位、朝贡贸易、华夏文化中心的东亚史），我们早已虚度了光阴、蹉跎了岁月。

其实，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回复，直到世界大潮惊涛拍岸，中国人再也不能这样照旧生活下去时。那以后的三十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一页，那个“双城”般的国土和岁月。

同学游长城，左一为作者

三

时间是可以倒流的。

记得胡适先生12岁在上海读书时，他那时读的是《新民说》《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论日本之所由强”、“言论自由”；过了一个甲子，龙应台女士回忆说：她在台湾读书，读的却是《蒋公训词》，作文写的是“民族救星”“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等等；到了我们为一代，1977年那年，“邓大人”欣然接受武汉大学查全性先生的建议，改革高校招生办法并恢复高考（接着又有李春光先生建议邓小平实行扩大招生），也是那年，望着黑鸦鸦一大片由中年、青年和少年组成的考试大军，（甚至其中已经有了胡风的儿子张晓山等。“胡风分子”的贾植芳看了《中国青年报》对此的报道，他在日记中写道：“老胡的儿子张晓山已批准上大学，新闻说，晓山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去内蒙古插队，表现良好，在农业技术上有贡献，被评为五好社员，当地群众几次推举他上大学，都未获准，这次才准了，已进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这）对我们说来，也是一种安慰。”）

正在一家工厂做铸造工人的我，几乎是双眼湿润、又几乎是哽咽着，走进设立在太原一所中学的考场，而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忆着语文的作文题目是感恩华主席，并且依稀还记得当时自己小心翼翼地用新学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论，私忖分数一定不会低吧，不想后来却被考官因与标准答案有差距而无情降分，却又终于在翌年的1978年以“走读生”的名义进了大学。

1978年的大学生，后来被人称为“八二届毕业生”，当时，他们共同走过了这样的历史过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倾思潮干扰和发难既频繁又严重，不是批判某些人，就是批判某些书；不是说这部电影在‘丑化’，就是说那本小说有问题；不是要整治某种思想，就是要清除什么‘污染’。凡此种种，在‘文革’中的‘文革’前是司空见惯，但现在在大学生中间却很难找到市场。那宣告‘我不相信’的诗句不胫而走，那针砭时弊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大受欢迎。在此期间，遇罗克、张志新的冤案得到平反，‘谁之罪’的追问直逼人心；‘文革’中的所谓‘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得到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徐友渔：《一代人的使命》）于是，“八二届毕业生”又被人们称为是“怀疑的一代、思考的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的一代”，等等，这是天之骄子的一代。

但是且慢，回过头来一看，“八二届毕业生”所自诩、自称、自誉为“解放的”“批判的”“理想主义的”一代，其实也逃脱历史的宿命，他们，或我们，在承传传统知识阶层圣哲性格和现代社会的社会良知时，以及以真善美的立法者自居时，再回首，或者就难免有些尴尬了。因为，如人所说，那所谓的“解放的一代”——当年他们（我们）“沉湎于八十年代初思想的开放和丰富，其实，这种开放和丰富相当之有限，不论是恢复到实践标准，不论是为包产到户辩解，还是替按劳分配原则正名，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恢复常识的努力，中国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文明三十年的差距不能仅仅靠这种努力弥补，何况拨乱反正的工作往往不得不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言说和戴着脚镣跳舞的方式进行。

回想当年的‘美学热’‘主体性学说热’，许多人在性灵之学和玄虚之论中探微索隐，少有人涉足政治学、法学等有关制度安排的领域，在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社会利益和矛盾日趋复杂的今天，这种思想上、知识上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了；而所谓的“批判的一代”——其实他们（我们）当年的反思和批判“既不深刻，也不广泛”，于是“当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民粹主义浪潮汹涌时，他们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手足无措”，就是说“他们没有完成批判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他们自以为经历过深重苦难，但对苦难的渊源并无深刻认识，对如何根绝苦难并无高见”；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的一代”——“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与五六十代的意识形态灌输划清界限，不少人的理想不过是旧日的道德说教，他们沉湎于过去的‘高尚’与‘纯洁’，把苦难当风流”，因而他们（我们）“时常处于上下两代人的夹击之中而处境尴尬：上一代人指责他们心怀异志，下一代人嘲笑他们冥顽不灵”。

这就是他们，不，我们的宿命。

四

距离当年参加高考后进入大学，已经是整整三十年了，回忆这三十年，可谓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读了一本名为《八二届毕业生》的书，正如印在这本书封底上的文字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2届人是当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当初，他们怀抱着对文革的极左、专制和不正义的仇视和为正义社会而奋斗的决心入校，由于自己的努力，由于机遇，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功成名就。这一代人的成就确实比较特殊，令人瞩目，但也应该明白，这只能在较小程度上归之于自己的才干和奋斗，在更大程度上，这不过是全民族和同龄人的苦难和代价的副产品。从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对82届毕业生的幸运者提出责任和义务的问题。”

这本书的主编拉家渡先生还说：“我对这个人群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们在时代中的喧哗更贴近我所理解的‘命运’，他们曾经就人生观的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然后长久的二十年使他们沉默。”

真的，经历了三十年的许多我们的同侪，有的现在正在热热闹闹地争吵，发表着他们的话语，有的则是“沉默”了，这“沉默”，原因非常复杂，有的是因为生活的安逸，有的则是因为生活的煎熬，其中或者也有也是“八二届毕业生”的朱学勤先生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不需多说了，我们的1978！

每一个过来人的1978！

他们或我们心中的1978！

将来的历史肯定会对这个特殊的年份给予丰富的解阐，而那些走过这不平凡的三十年的人们，他们或我们，现在有的得意，有的沮丧；有的慷慨，有的郁闷；有的依然浪漫，有的早已心如死水……但，不管怎样，时间还在流逝，历史还在前进。

于是，每一个从1978走过来的人，还要继续前行。

愿我们一路走好。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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